日本学者如何理解中国文明：农业和礼制的考古学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

岡村秀典 著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8年6月

ISBN：978-4-87698-836-5  定价：1800円

索书号：K875.1/1/J

日本学者视角中的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述评

宋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建立在准确的发掘资料、可靠的分析技术方法基础之上的“宏大叙事”是考古学家的普遍追求。然而，在组织“宏大叙事”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路径和价值取向不同，研究的最终结果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图景。

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可以列举出的专著就包括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陈星灿和刘莉的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等，此外还有关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国文明的发展与社会复杂化过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8年日本出版了京都大学教授冈村秀典的著作『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视角和理解来探讨了中国文明。

冈村秀典（おかむら　ひでのり, Okamura Hidenori），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中国学。冈村秀典1957年出生于奈良县，198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考古学专业，1985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中途退学，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九州大学文学部助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授，2005年起担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他的学术研究始于受樋口隆康和林巳奈夫教授指导的汉镜研究，并曾留学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受到宿白、邹衡、俞伟超等教授的熏陶。冈村教授研究兴趣广泛，主要著作有『夏王朝——中国文明の原像』、『中国古代王権と祭祀』、『三角縁神獣鏡の時代』、『雲岡石窟の考古学：遊牧国家の巨石仏をさぐる』等。

冈村秀典

冈村秀典和中村慎一（なかむら　しんいち, Nakamura Shinichi）、大貫静夫（おおぬき　しずお, Onuki Shizuo）、宮本一夫（みやもと　かずお, Miyamoto Kazuo）、西江清高（にしえ　きよたか, Nishie Kiyotaka）等同样生于1950年代，虽然他们在研究兴趣和领域上略有差异，但无疑都属于出色的研究中国先秦考古学的日本学者。

正如此书的书名所示，作者冈村秀典认为“农业”和“礼制”是理解中国文明的两把钥匙。作者在开篇语中概要介绍了本书的内容，即“本书不是至今依旧在中国盛行的作为‘古史研究’的文化史考古学，而是在批判性地继承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分工论、宫崎市定和松丸道雄的都市国家论和邑制国家论、张光直的都市文明论的基础上，使用最新考古资料对公元前三千年纪到公元前两千年纪之间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进行论述。这里的关键词是属于社会下部构造的‘生业’与‘生活’和属于社会上部构造的‘王权’与‘礼制’，以及包括这些全体的‘社会’和‘国家’。”

全书分为五章，分别为“中国文明是什么”、“文明的胎动——公元前三千年纪的龙山时代”、“文明的诞生——公元前两千年纪前半的二里头文化”、 “初期国家的成立——公元前两千年纪后半的殷周时代”、“文明·王朝·国家的形成”。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目次

冈村教授认为狭义的“中国”是指“成为中心的地域”或“王都”，依据何尊铭文，周代的“中国”位于洛阳，应该是为了表示对中国最初王朝的敬意，并宣告周王室是“中国”正统的继承者，而到了汉代，“中国”指汉帝国全境，具有了和近代相近似的领土观念。“礼”是理解中国文明的关键，自《尚书》开始，《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家经典不断传承了“礼”。礼制与传统是理解中国文明的关键词。从《周礼》、《礼记》、《仪礼》到郑玄《三礼图》、聂崇义《新定三礼图》、吕大临《考古图》，礼学传统绵延不绝。1920年代出现的中国考古学与这种传统不无关系。考古学的方法主要用来研究出土文物的编年与分布，然而对于殷周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青铜器和玉器是何时以怎样的组合使用的研究，则超出了考古学方法的界限。儒家经典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产物，并不一定正确地传达了事实。只有正确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文明。

冈村教授首先援引日本学者甲元真之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的研究，认为存在以稻作、渔捞和狩猎为生计的长江流域，以粟为中心的杂谷农业以及多种家畜饲养和狩猎为生业特征的黄河流域，以狩猎、渔捞、采集为基盘并辅助以杂谷栽培和家畜饲养的东北亚地区三个生业模式的划分，而这一划分与严文明先生通过陶器形制划分的“中国文化的三系统”的分布暗暗相合。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三系统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图3

在比较了西江清高对南北稻作粟作农业的关注、宮本一夫对于农耕文明和牧畜文明的关注之后，冈村教授认为东西方向间的交流是更为主要的，并最终形成了被傅斯年所关注到的殷周东西权力对立的现象。冈村教授以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传播为例论述这种交流，如山东地区的玉牙璧和玉锥形器向辽东半岛的传播；良渚文化的玉璧和玉琮向西北方向传播，在山西地区出现将玉璧切割、穿孔使用的“复合玉璧”，玉璧、无纹玉琮、复合玉璧最终出现在甘肃一带的齐家文化；陕西北部的石峁遗址发现源自山东地区的玉牙璧、源自后石家河文化的玉鹰形笄和虎头玉饰，山西的陶寺墓地和清凉寺墓地发现玉牙璧；源自薛家岗文化的奇数多孔玉刀发现于清凉寺墓地，芦山峁、下靳墓地、上孙家寨遗址也发现有多孔玉刀，部分玉刀的孔为偶数，可能为当地仿制。

玉牙璧与玉锥形器的分布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图12

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是另一个东西之间交流的例子。冈村教授指出，山东大汶口文化中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于公元前三千纪前半出现于薛家岗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而到了公元前三千纪后半的山东龙山文化之时随葬猪下颌骨已不再于山东地区流行，山西清凉寺墓地和陶寺墓地也出现随葬猪下颌骨，再往西，甘肃省的大何庄墓地和秦魏家墓地也出有猪下颌骨，内蒙古自治区的朱开沟墓地公元前两千年纪前半也在壁龛内放置猪、羊的下颌骨，做法同于陶寺墓地。此外，从西向东传播的有麦类作物、羊和卜骨习俗。

冈村教授认为，在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出现长方形宫城，并内部分化为一号宫殿（外朝）与执行王室行政和仪礼的二号宫殿（内朝）。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了宫廷仪礼用的瑞玉，这与最早作为装饰品出现的玉，以及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琮、玉璧等祭玉有所区别，冈村教授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玉牙璋、玉刀、玉戈、玉斧即文献中所说的瑞玉“圭”或“笏”。此外以鬶、爵和盉的使用为代表，饮酒礼也得到了发展。他将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分为四类：第一类墓葬随葬铜爵、以及各种铜器和瑞玉；第二类墓葬随葬饮酒用陶器、食器、储藏用陶器以及柄形玉器等祭玉、铜铃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墓葬宽度不足一米；第三类墓葬随葬酒器以外的陶器；第四类墓葬没有随葬品。二里头文化三期出现的第一类墓葬只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墓主应是王朝中枢的贵族。二里头文化二期出现第二类和第三类墓葬，在二里头周边的遗址也有发现，如西史村一号墓、洛阳东马沟遗址发掘的十一座墓和洛阳南寨发掘的二十五座墓中的大多数。冈村秀典教授认为二里头文化没有所谓的“大墓”，即没有“王”，而是由贵族共同统治。

冈村教授检讨了陶酒器的传播，他认为大甸子墓地出的陶爵、陶盉、陶鬶应该是本地仿制二里头文化的陶酒器，饮酒礼仪来自二里头文化并被社会上层垄断；长江下游的马桥文化只有来自二里头文化的觚被当地所接受；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只有陶鬶、陶盉，而且是在人类活动过的生活层出土，数量很少；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陶盉从形状上看继承自湖北省西部，也在人类活动过的生活层出土。

二里头系陶器的扩散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图20

冈村教授指出玉牙璋的传播不是直接传播，而是采取了和新石器时代的区域之间的交流相似的模式进行传播。

根据平尾良光的铅同位素比的研究，二里头遗址出现部分L型铅，应来自于山东和辽宁地区，联系到大甸子遗址所在区域附近存在矿山，以及大甸子墓地里出土的铜、铅器，冈村教授认为大甸子与二里头之间存在金属矿料的流通。此外，产自南中国海的子安贝、江南地区的鸭形尊和灰釉陶器在二里头遗址的出土也显示了地域间的交流。

冈村教授不赞成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的殷、周传统不同的观点，而是认为殷、周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国家体制。冈村教授称其为“初期国家”。

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河南省皂角树遗址的植物浮选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时期粟、黍、大豆、小麦、水稻、大麦均有出土。冈村教授认为当地轮作种植本地的粟黍、南方的水稻、西方的麦类作物、本地栽培驯化的大豆等多样作物，得以分散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提升了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此外，河南王城岗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再到殷墟文化的植物浮选结果显示，小麦所占比例逐渐上升，大豆占比下降，黍亚科和杂草类所占比例在二里岗文化阶段升高，并在殷墟文化阶段降低至低于龙山文化阶段。陕西周原遗址从龙山文化到先周文化的植物浮选结果显示，小麦、黍、大豆类占比上升，黍亚科和杂草类占比下降。黍亚科和杂草比例的变动显示了品种的选择和除草等集约化农耕的出现。同时，进入公元前两千年纪，畜牧业也发生了变革。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动物骨骼出土情况大体同于同地域的新石器时代的情况，都是以猪和鹿为主。鹿等森林系动物的比重和同地域的新石器时代相比变化不大，可见生态环境未发生剧烈变化。黄河上游和黄土高原地带，随着气候的变化，牛羊占比提高。上海市马桥遗址和湖北省周梁玉桥遗址的动物考古研究显示：长江流域的水稻农耕地带进入公元前两千年纪则由猪占较高比例向着鹿占较高比例的动物组成变化。这与《周礼·职方氏》、《史记·货殖列传》、《汉书·王莽传》等文献的相关记载相符。而黄河中游地区殷墟遗址的“牛优位”的情况显示消费型都市的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墓和湖北省凤凰山M168出土的牛、羊、猪骨则显示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动物消费情况完全不同。

《周礼·职方氏》中家畜与农作物的分布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图24

冈村教授接下来论述了与饮酒食肉相关的礼仪的形成。酒的酿造需要避开高温的夏季，同时秋收后是农闲时节，一般酿酒在秋季。由于在发酵和储藏过程中存在杂菌，酒会变酸，喝之前必须要加热灭菌，因此酒的品尝期限很短。猪和羊春季产仔，在生长到一岁的时候杀掉不用于繁殖的幼仔是最经济的。因此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里十月宴饗、《四民月令》里十二月腊祭的记载。根据对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J3·J4区祭祀坑内出土的动物牙齿萌出情况的研究，大部分动物死于冬春季节，正好是冬至祭祀或腊祭的时节。

河北省台西遗址制酒作坊及出土陶器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图25

冈村教授认为占卜用的卜骨存在从二里岗文化之前的主要用猪、羊的肩胛骨转向二里岗文化之后主要用牛肩胛骨的变化。这一占卜需求的变化是导致殷墟遗址出现“牛优位”的原因。由此诞生了王朝用于军事和祭祀的大规模牛马畜牧。如同藉田礼一样，农耕仪礼产生自为了祭祀而贡纳和付出劳动的共同体，并逐渐转化为国家租税和劳役。

通过分析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结构，冈村教授认为偃师商城的宫城结构延续了二里头遗址“内朝”与“外朝”区分的宫殿配置，同时出现了独特的“回”字形宫殿，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同样拥有储水池，应该是共同设计的结果。殷墟文化时期存在小屯所见王室的宫殿宗庙区、北徐家桥的贵族宅邸和孝民屯的下层民众居住的半地穴房子这样三个社会阶层的居住址。通过对令方彝、虢仲盨、兮甲盘、师曳簋、颂壶、史墙盘、晋侯苏钟等铜器铭文的分析，冈村教授认为西周时代的王都内有多个分散分布的王宫或政务场所，被称为“百工”的侍奉王权的手工业者在王都居住，王都内存在存放贡纳物的仓库群，侍奉王权的“族”在王畿外居住，存在再生产与再分配，有军队的驻屯。因此西周时期的王都集政治、经济、军事的机能与一身，经济需通过政治和祭仪来系统运作，其从礼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到战国时期。通过将周原遗迹群的考古发现与从金文中得到的信息相印证，冈村教授认为分散的宫殿、手工业作坊、族众的居住这三点得到了证明，而仓库群和军队驻扎这两点有待未来工作的验证。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图26

冈村教授又介绍了商周时期建立的地方性据点。康侯簋、宜侯夨簋以及《左传》里都有西周早期周天子授土授民、分封诸侯的记载。关于早商时期的地方城市湖北省盘龙城遗址的性质，冈村教授认为不同于在王朝北边设置的东下冯、垣曲商城、焦作府城商城的军事性，盘龙城更多的是获得铜资源和灰釉陶器的经济性据点。垣曲商城二里岗下层期的袋状坑H353出土七具人骨，一具人骨的左足上还有铜镞，从城郭所处位置和形态来看，可能是一座军事据点。东下冯城郭内西南部发现密集的直径九米前后的圆形建筑40～50座，推测是谷物仓库。假设不考虑墙壁厚度，每个建筑内堆积两米的粮食，一座仓库储存100立方米，50座就有5000立方米的谷物储存。如果按照一户一年消费2立方米的谷物，这些仓库里的粮食可以满足2500户的人口的需求，但城内显然无法同时生活这么人，这应该是存储从周边村落征收上来的租税的粮仓。东下冯遗址从二里头文化时期至二里岗下层时期卜骨以猪骨占过半数，而进入二里岗上层时期牛骨卜骨占到八成以上。东下冯附近的村落东阴遗址出土大量有铜锯切割痕的牛骨以及圆钻的牛肩胛骨，铜锯的出现也是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因此新的卜骨习俗从中央传播到了东阴这样的村落级聚落。山西南部地区进入公元前两千年纪，气候逐渐干燥寒冷化，适应畜牧业发展。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早中期的牛羊占比超过50%。从二里岗文化的东下冯、东阴遗址的动物骨骼出土情况可以看到这种从畜牧业的变革，因此东下冯据点的建立可能与获得畜牧资源有关。冈村教授认为这一对广大地域的支配力是与殷周国家浓厚的军事色彩有关。

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深腹罐以及二里岗文化的陶鬲的容积来看，深腹罐存在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逐渐小型化的趋势，陶鬲的容积也小于深腹罐的容积。陶容器容积的变化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变化，二里岗上层时期商人的生活方式深深地浸透在人们的生活中。

通过梳理花园庄东地的非王卜辞，冈村教授发现祭祀的主要是近祖。如花园庄东地的甲骨的占卜主体是第十五代的沃甲（羌甲）的后裔“子”，祭祀第十三代祖乙的有六十四件，祭祀祖甲（即沃甲）的有三十八件，除此以外的先王祭祀只有三件。然而小屯等地的“子组卜辞”祭祀第十八代到第二十一代的阳甲·盘庚·小辛·小乙，这种现象不见于花园庄东地甲骨。因此，商王族的不同支系，祭祀的祖先也有所不同。有学者已经指出晚商和西周早期青铜器多是为了器主的亡父而铸。到了西周中期后半，以史墙盘和逨盘的铭文为代表，记录了西周早期以来的历代祖先，这与商代卜辞的情况不同，说明诸侯这一级出现了追溯始祖家系的意识。战国时代公元前316年的湖北省包山二号墓（墓主是楚王的旁系）出土的“卜筮祭祷记录”竹简，记录了祭祀对象分为祖先神与自然神。祭祀的祖先从老僮·祝融等传说中的远祖到周王封的楚熊绎，自立称王的楚武王，分出邵氏支系的楚昭王，邵氏直系以及墓主的母亲、叔父。因此，冈村教授认为战国时期贵族阶层已经拥有宗族、血统意识。而这种宗族观念扩散到庶民阶层则要到西汉后期。殷周时代的统治者通过葬仪和祖先祭祀来确认权威与权力，这中间包括以君主为中心的祭祀共同体的共同仪礼和以“家”为单位的个别的祖先祭祀。

殷墟西北冈王陵区及祭祀坑

『中国文明：農業と礼制の考古学』图39

进入新世纪，中国学界在讨论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问题上普遍存在一种内在张力，包括针对传世文献的信古与疑古之间的争论，美国的人类学的酋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之间的争论，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之间的争论。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冈村秀典教授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空间。作为一名日本学者，冈村教授的著作充分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和”的精神以及纤细入微的观察特点。面对西方的文明、国家起源理论，中国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材料、科技考古的检测与分析数据，冈村教授并没有材料选择上的倾向性，这固然包含日本人特有的“暧昧”，也是寻求不同类别材料背后所反映的“真实”的一种努力。下部构造的生业经济与上部构造的礼制是理解本书的关键，这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马克思理论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本书涉及动植物考古、聚落考古、墓葬研究、礼制研究等多个维度，充分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兴趣与宽阔的视野，表现出对考古材料扎实的构架能力、精湛的历史解释深度。

依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的说法，考古学研究存在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种取向。归纳法务求资料搜集之详尽，分析之彻底；而演绎法则由理论预设和基本的逻辑推理出发，有目的的去搜集资料。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往往是两种方法穿插交替进行。然而每个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搜集材料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还要面对资料可靠性不统一的情况，设计理论预设则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困境。冈村秀典教授用他的行动证明了坐而论道、一味搬运外国理论不是研究的正途。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涉及的材料来源多种多样，只有对每一类来源的材料进行细致地分析与检讨，同时遵循着正确的思考路径，才能得到相对可靠的结论。冷静思考当下的“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热，有多少结论是得自于切实可靠的资料和分析，又有多少结论是来自于片面材料、失真的信息和简单的比附，这才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附记：本文经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信息中心方笑天老师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芬教授审校，在此表示感谢！另外，笔者从复旦大学秦小丽老师处得知该书的中文版即将于2020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文发表于《江汉考古》2020年第1期，作者授权“纸上考古”微信公众号发布。